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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 嘉兴佛教的发源始肇于三国时期,是江南佛教流传最早的地区之一。 历史上教义发达,高僧辈出,蜚声中外。名寺名僧有若星辰,闪烁其间。 东吴赤乌(238-251)年间,西域康居国一位名会的僧人为吴大帝孙权祈获释迦佛真身舍利,始创三寺: 金陵保宁寺、太平万寿寺、海盐金粟寺。 因而金粟寺实为江南梵刹之始,嗣后,海盐又建法喜寺,嘉兴建慈云寺(今嘉善县境), 东晋咸康六年(340)创建精严寺,这些均为我国较早佛教寺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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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北朝时,佛教盛行。唐宋以来,寺院遍植于境内,如嘉兴的楞严寺、天宁寺、东塔寺、景德寺、净相寺、石佛寺、能仁寺、本觉寺、水西寺以及嘉善大云寺、大胜寺,平湖德藏寺、报本塔院,海盐资圣寺,海宁惠力寺、安国寺,桐乡福严寺、密印寺等,均为着名丛林。

佛教在南北朝开始分宗立派,嘉兴佛教宗派以禅宗为首,其余净土、法相、天台、华严、三论、密宗、律宗,各派都有传人。禅宗中临济宗的祖庭在嘉兴。唐代禅宗四祖黄櫱希运禅师于武宗会昌五年(845)在嘉兴开水西寺。五代时,嘉兴人文偃(864-949),出家学佛,倡立云门宗,为禅家五宗之一,是为云门宗初祖。

明初,嘉兴的天宁禅寺、祥符禅寺、水西禅寺等,均为禅宗着名丛林;精严讲寺、楞严讲寺等,为天台宗着名丛林;金明教寺、净相教寺,为净土宗着名丛林。明万历年间,僧人真可(紫柏大师)重兴楞严寺,主持浇铸的铜佛工程巨大,采用并融合了当时先进的冶炼技术。嘉兴民间至今还流传着“愣严寺穷归穷,还有十万八千铜”的民谣。他还于万历七年(1539),主持创刻方册藏经,世称《嘉兴藏》,亦称《径山藏》,在我国版刻史和佛教史上具有很高的文化学术价值,闻名海内外。《嘉兴藏》为宋元明清官私版《大藏经》中收录典籍最多的一部藏经,全藏总计三百四十三函,收经二千零九十部。刊刻共耗时长达一百二十余年,后流通至东南亚、日本等地。作为现存的中国古代大藏经中第一部线装方册本,《嘉兴藏》改变了历来佛经沿用的经摺装为轻便的方册本,也是唯一一部以地名命名的经藏。

清末民初,中国近代“民国四大高僧”中,祖籍是嘉兴的有三位,他们是弘一律师、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,在佛教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。他们提倡的人生佛教、发展佛教教育的理念,仍然被佛教界所奉行。

居士护持佛法、研究佛经日益兴盛,其成就不弱于法师。明时袁了凡居士、清时沈曾植大儒、近代的范古农先生对佛学颇有研究,并身体力行,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和传播。民国时,范古农先生发起创建了嘉兴佛学研究会,主持讲经。数年后,平湖、嘉善、海盐及杭州、绍兴、松江、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佛学会。范古农开居士讲经风气之先,嘉兴佛学研究会活动延续至民国16年(1927)停止。

嘉兴佛教的发展也是多灾多难。且不说历史上的“四次佛难”,光是损于水火天灾、或毁于兵荒马乱的寺院就难以统计。清代中期经过太平天国战争,嘉兴境内佛寺毁坏颇多。戊戌变法后,各地兴办学校,很多寺庙改为校舍,僧尼大多还俗。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毁于战火的寺院不知有多少。文革时期,党的宗教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,僧人被迫还俗,嘉兴佛教协会停止活动。大浪淘沙,潮起潮落,生生灭灭,很多佛教寺院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
80年代末90年代初,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得以恢复和贯彻执行。寺院相继修复开放,法师弘法,法脉得延续。进入21世纪,经济飞速发展,嘉兴市佛教也迎来了新一轮发展的春天,我们当十分珍惜。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,嘉兴佛教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。僧人爱国爱教,寺院有序活动,佛教事务走上法治化、规范化的道路。至2016年,嘉兴现有登记开放的佛教寺院71处,其中一类场所26处,固定处所45处,还有5处寺院正在筹建。经省民宗委、省佛协认定备案的教职人员196名。

“弘法是家务,利生是事业”。嘉兴佛教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,佛教教职人员不忘初心,潜心修持,清净守戒。以“研习经律论、勤修戒定慧”为已任,上求佛道,下化众生,探索演教说法的新形式。不断挖掘佛教中积极因素,对佛教经典作出具有时代特征的阐述。不断发扬佛陀慈悲济世的精神,创新慈善公益的新方法。“同心同行,共建和谐”、“寻梦中国、正言正行”,积极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。